在探讨华夏姓氏文化的研究领域内，家族源流世系的考证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追溯家族历史的关键途径，也是传承家族文化的核心要素。北宋时期具有显著影响力的三槐王氏，王旦与王素父子提出的不同源流版本，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王旦自述世系》将家族的源流挂靠在琅琊王氏的王褒、王抟之后，而王素所述的源流则出自太原王氏的王通、王乾一脉。深入研究这一现象，对于揭示三槐王氏真实的传承脉络、丰富华夏姓氏文化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聚焦三槐王氏家族，深入剖析王旦与王素提出的不同源流世系现象。通过梳理王旦与王禹偁的交集、分析《王旦自述世系》的疑点、探究王素世系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可信度，明确王素所述源流在研究三槐王氏家族传承脉络中的价值，为深入研究三槐王氏文化提供重要参考。
       一、王旦与王禹偁的交集及其影响
      (一)王禹偁与王旦的生平概述
       王禹偁(954—1001年)，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属山东菏泽)人士。其家境贫寒，然自幼便显露出文学才华，九岁即能撰写文章。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及第后，历任成武县主簿、右拾遗等官职。在任期间，向太宗呈献《端拱箴》与《御戎十策》，凭借这些卓越的建议，被任命为左司谏、知制诰，并掌管大理寺。淳化二年(991年)，因事遭贬为商州团练副使，后转任解州。咸平元年(998年)，参与编纂《太祖实录》。咸平四年(1001年)，迁至蕲州，同年因病去世，得年四十八岁。王禹偁为官清正廉明，勇于直言进谏，严词批评社会上的奢靡风气，因此屡遭贬谪。他是北宋时期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官员，亦是与范仲淹、欧阳修并驾齐驱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之一。
王旦(957—1017年)，字子明，出生于大名府莘县，父亲王祜官至兵部侍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登第，被授任大理评事，负责掌管平江县事务。此后，担任著作佐郎，并参与编修《文苑英华》。雍熙四年(987年)改任濠州通判，淳化元年(990年)获任转运使，淳化二年(991年)任知制诰。宋真宗即位后，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兼任多个官职。咸平三年(1000年)任同知枢密院事，次年升参知政事。景德三年(1006年)正式拜相，并监修《两朝国史》。天禧元年(1017年)因病辞相，同年去世，享年六十一岁。他获赠多项官职与封号，谥号“文正”。王旦为人忠厚节俭，善于知人，多荐用厚重之士，精通治国理政之道，擅长化解政治纠纷。他掌权十八年，为相十二年，以务实稳健的行政风格闻名，在北宋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王禹偁对王旦的举荐及仕途影响
       淳化元年(990年)，仕途正顺、担任多重职务的王禹偁因赏识王旦的才华，向宋太宗举荐王旦担任转运使，并帮助其通过献文召试进入直史馆，参与史籍编纂。在王禹偁的助力下，王旦实现了从地方官员到中央高层官员的身份转变，在太宗朝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与人脉资源，为其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王禹偁《故尚书兵部侍郎琅琊王公》的写作背景
        雍熙四年(987年)，王旦之父王祜去世。咸平元年(998年)，宋真宗下令王禹偁等人撰修《太祖实录》。王禹偁因直书史事，招致宰相不满，又遭诽谤，咸平二年(999年)再度被贬离京，出知黄州(今湖北黄冈)。这一时期，他所举荐的王旦得到了宋真宗的高度赏识，其官职随之稳步攀升。至咸平年间(999年)，王旦被擢升为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中书舍人，跻身宋太宗的亲信重臣。王禹偁在离京赴任之际，特地前往开封东郊的王祜墓前祭拜。回想起自己与王祜相似的仕途经历，身为官员正直清廉，却屡遭贬斥，心中感慨万千，遂创作了悼念王祜的诗作《故尚书兵部侍郎琅琊王公》。
        (四)王禹偁对王旦家族世系认知的潜在影响
        王禹偁所写的《故尚书兵部侍郎琅琊王公》一诗中，开篇即提到“琅琊名父子，少孤起徒步”，并在诗末强调“余庆在子孙，明明深可据”，将王祜与王旦父子纳入琅琊王氏。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攀附名门望族之风盛行，琅琊王氏声名显赫，名流荟萃，家族上源世系较为清晰。王禹偁可能源自琅琊王氏(但缺乏直接的史料证据)，且王祜出生于大名府莘县，此举可能旨在提升琅琊王氏的声誉，或增强王祜家族的影响力。由于王禹偁曾有过举荐之恩，王旦出于对这份恩情的尊重与信任，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此外，亦有可能王旦对这首诗作并不了解，正值年富力强的他或许更专注于公务与国事，对于家族的根源尚未进行深入探究。
       二、《王旦自述世系》的疑点剖析
        (一)谱文记载的孤证
        清光绪甲申年(1884年)续修版《山阴天乐三泉王氏宗谱》中，登载了《唐滑州黎阳令追封许国公墓志铭》《王旦奏请族谱序疏》《宋真宗敕题王氏族谱序》以及《王旦自述世系》等四篇谱文。初观之下，这些谱文似乎彼此关联，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然而，经过深入探究，发现这些谱文在史籍和其他族谱中缺乏相应的旁证，仅为孤证存在。这使得《王旦自述世系》的真实性受到质疑。此外，这四篇谱文在逻辑结构上显得混乱无序，内容前后矛盾，时间顺序颠倒，存在诸多文理不通之处，疑似为后人所伪造，且伪造者水平有限。笔者在《三槐王氏——出自太源，派分河东》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二)时代背景对世系可信度的影响
        若暂且假定《王旦自述世系》为王旦本人所作，其落款时间为咸平戊戌年(998年)，记载祖源为琅琊王氏王褒、王抟的后裔。综合当时的历史顺序和逻辑关系分析，该世系源流很可能受到王禹偁《故尚书兵部侍郎琅琊王公》的影响。由于《文中子世家》在宋代以前传播受限，在宋代之前的正史中很少有对王通的记载，王旦在厘清家族上源方面存在困难。
       (三)王旦后续的世系认知变化
       咸平四年(1001年)，王禹偁去世后，王旦对自己的祖源世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他邀请寇准为祖父王彻撰写了《后唐故鲁国公王彻神道碑铭》，碑铭中对家族世系有了新的阐释，提及到“先世龙门之河汾人”。而这一阐释并未彻底解决王旦家族祖先世系的问题，仅能追溯至该点，尚未形成一个完整且连贯的世系链条。
      三、王素所述世系的时代背景与可信度探究
       (一)宋仁宗时期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氛围
      在宋仁宗统治时期，社会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政治环境的开放为学术研究和思想交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文化领域蓬勃发展，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科技领域亦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这样的背景下，王通的“王佐之道”思想受到广泛推崇，学术界掀起了研究王通的热潮。王素在这一时期，经过深入的溯源考证，确认了祖脉源流，并于庆历癸未年(1043年)撰写了《永泰王氏源流序》，序中叙述：“吾支王氏，渊于王祜，追祖王乾……”。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基于王素的考证成果，撰写了《文中子补传》，对王通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补充和考证，并对其思想进行了评述，弥补了史书中关于王通记载的缺失。
       (二)王素的学术态度与家族世系研究成就
       王素，王旦之幼子，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字仲仪(1007—1073年，亦有生于997年之说)，赐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尚书。他与欧阳修、蔡襄、余靖并称“庆历四谏”，是三槐王氏家族的重要人物，也是三槐堂的缔造者之一。作为北宋时期卓越的朝臣及治学严谨的学者，王素对于家族世系这一涉及家族荣誉与传承的关键问题，持有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在那个时代，社会普遍重视家族的传承，若无确凿的证据和深入的研究，他绝不会全盘否定其父所提出的祖脉源流。因此，王素所叙述的源流世系，是建立在严谨考证的基础上，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三)王素更改郡望可能性之探讨
      有观点认为，王素可能因迫于皇室压力而更改郡望，此说法缺乏证据支持。宋仁宗以宽容仁慈著称，堪称历史上罕见的仁德之君。宋代皇族的郡望多为涿郡赵氏或河间赵氏，史籍中并未有记载王素更改郡望的情形。此外，更改郡望乃重大事件，若果真发生，理应在各种文献中留下痕迹，然而迄今为止，并未发现此类线索。从王素个人品性分析，他敢于直言进谏，曾多次就宋仁宗喜好美色之事提出劝诫，态度坚定。他治学严谨，对家族传承极为重视，以其性格，断然不会同意变更祖辈郡望。因在传统的家族观念中，祖先的意愿受到极高的尊崇，若无遗嘱或充分的证据，后人擅改祖先意愿，即被视为忤逆不孝，擅自改变郡望，更是被视为忘记本源，背弃宗族。因此，关于王素因皇室压力而变更郡望的说法，在逻辑上显得牵强附会。
      退一步假设王素改变郡望属实，这也足以体现他对太原王氏文化的深切认同。依据礼法，理应将其及后裔视为太原王氏。经过千年的沉淀，三槐王氏已经成为太原王氏文化历史长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若无充分证据即轻率地否定这一历史事实，实际上是对千年文化认同的质疑。此行为可能会破坏太原王氏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不仅对太原王氏家族文化体系造成重大打击，还会对相关地域文化、姓氏文化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对整个中华文化史的研究与传承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四)当时及后世对王素世系的认同与引用
      在历史与文化领域，诸多文化名人在为三槐王氏后裔撰写族谱序或墓志铭时，均采纳了王素所述的世系源流，即其源自太原王氏，为王通、王乾之后裔。这证明了王素所述的源流世系在当时及后世均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与应用，进一步证实了其可靠性和学术价值。
      例如，范仲淹(989—1052年)在其为亲家王质(王祜之孙，王旭三子)所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及：“公讳质，字子野。其先太原人，曾、高占籍大名……”；欧阳修奉皇命撰写的《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谥曰‘文正’王公，讳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司马光所撰的王氏族谱序中表述：“光尝观王氏之源，其先世家本太原……”；岳飞为三槐三沙族支《王氏宗谱跋后》中写道：“其溯源自子晋，得派自太原……”；朱熹的《三槐王氏世宦年谱》中指出：“予考三槐王氏之源，……姑以王乾公……”；宋皇室后裔赵孟頫在《宋尚书兵部侍郎许国公赠太师尚书令王公纪略》中叙述：“祐，字景叔，大名莘县人也，自太原王子晋之后也，曾祖乾，祖言，仕唐黎阳令，父徹，举后唐进士，官至左拾遗……”；《永乐大典》主编解缙撰写的《南富王氏序言》中提到：“太原后世以符秦相猛著名，椒繁瓜蔓延于赵宋，文康公以阴德著文，正公以相业显膏……”等等。
特别是出身琅琊王氏的明代史学家、文学家王世贞亦曾言：“……琅琊之王初在太原上，而隋唐之际，太原渐贵，至宋益贵，是亦乘除之数也。”这是对琅琊和太原两支王氏发展趋势的精辟概括。在宋代，太原王氏家族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其中三槐王氏的贡献尤为显著，其影响力约占这一时期太原王氏总影响力的四成以上。倘若三槐王氏源自琅琊，那就是琅琊王氏在历史上一枝独秀，便不会有上述之论。
     四、结论
     综合前述分析，《王旦自述世系》仅为孤证，其真实性饱受质疑。即便该文献确实出自王旦之手，由于受到他人观点左右，以及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其内容未必是事实。相较之下，王素在宋仁宗时期，凭借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入细致的考证工作，提出的源流世系，在当时及后世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引用。在研究三槐王氏家族世系的过程中，王素所述的源流世系应被视为重要的参考依据，有助于恢复家族发展的历史真相，为深入探讨王氏家族的传承脉络提供坚实的支持。展望未来，仍需不断发掘相关史料，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探索三槐王氏世系，以完善对其家族历史的认知，促进华夏姓氏文化研究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