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一） 中国史研究网络资源导航
文章搜索
研究论文问题讨论读史札记史籍整理学界动态研究综述学林春秋图书评论新书选介史林书话论著目录期刊索引吴简研究商周断代古籍下载资源导航数码文史访古纪行读史随笔试题讲义
近期热点文章
累计热点文章
雍正帝杀子辨疑 (杨珍)
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 (祝总斌)
元朝诏敕制度研究 (张帆)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阎步克)
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政治主题疏释 (景蜀慧)
早期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 (王青)
从唐、日本及新罗典籍中有关的称谓看三国对渤海的认识 (马一虹)
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 (祝总斌)
“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 (祝总斌)
陌刀与大唐帝国的军事 (李锦绣)
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 (陈爽)
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 (胡宝国 )
唐前期的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后果——兼论安史叛乱之因果 (孟彦弘)
中国幕府制度的特征、形态和变迁 (郭润涛)
唐代胡化婚姻关系试论——兼论突厥世系 (卢向前)
【提要】本文是关于北朝世家大族的个案研究之一，论文选取了太原王氏这一由北至南，又由南入北；先显于南，而后达于北的独特家族，重点论证了这一家族宗族背景及其与宗族、乡里的关系，从一个侧面阐释了南北士族社会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差异。
在北朝高门大姓当中，太原王氏是一个很独特的家族。北魏初年，东晋太原王氏的后裔王慧龙只身渡江降魏，以此为契机，江左盛门太原王氏重新立足于北方社会；北魏太和中，王慧龙之孙王琼又以孤子之身得入“四姓”，成为北朝士族中的一流高门，历隋唐而声名不坠。作为魏晋旧门，太原王氏由北至南，又由南入北，先显于南，而后达于北，其经历与其他历数百年不离根本之地的北方士族迥然有别。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这一家族与乡里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北士族社会环境的差异。
一 王慧龙的北奔及其家族背景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历史，始于东晋丧乱、北魏勃兴之际。在东晋末年的主相矛盾中，太原王氏的两支分别依附于孝武帝和会稽王司马道子，在东晋末年的政争中翻云覆雨，最终两败俱伤，死亡殆尽，王辑之子王慧龙幸免于难，只身降魏[1]。
据《魏书》本传及《通鉴》系年，王慧龙北奔的情况大致如下：晋安帝兴元三年 (404)，刘裕讨灭桓玄，独秉朝纲，以谋反为名，诛杀尚书左仆射王愉及子荆州刺史王绥。王愉之孙、王辑之子王慧龙为沙门僧彬所匿，西上江陵，投靠叔祖王忱故吏荆州前治中习辟疆。义熙元年 (405)，刘裕荆州刺史魏咏之卒，习辟疆与江陵令罗修、别驾刘期公、土人王腾等奉王慧龙为盟主，举兵欲袭江陵。刘裕恐荆州有变，遣其弟刘道规至荆州，起兵密谋流产，罗修与僧彬奉王慧龙北投襄阳，在雍州刺史鲁宗之的资助下，投奔后秦。北魏太常二年 (417)，刘裕灭后秦，王慧龙遂入北魏。
王慧龙北奔，事起张惶，身无信物，来历难明，其士族身份在当时就曾引起普遍怀疑。崔浩见“慧龙鼻大”，符合江东“齄王”的相貌特征，遂以为“信王家儿也”[2]。其后鲁宗之子鲁轨入魏，谓王慧龙为私生子，本人亦无从辩白。至太和年间，郭祚与王慧龙之孙王琼争并州中正，仍谓“琼真伪今自未辩”[3]。北齐魏收著《魏书》，属王慧龙郡望为“自云太原晋阳人也”，述其北奔事为“其自言也如此”，引起王氏家族的不满，从而引发了一场“秽史”风波[4]。唐李延寿作《北史》，力矫魏收之失，却又不得不在王慧龙北奔事后重重加上一笔“自言如此也”。于是，北朝一流高门太原王氏的谱系，遂成为一段历史公案，千载之后，更无明证可寻。但寻绎现有史料，还有可供推测的余地。
关于王慧龙的身份：晋宋易代之际，诛杀惨烈，某一家族被诛后，有个别子嗣在故吏亲旧的保护下得以幸免，这种情形在当时较为常见。如桓玄诛王元德，其弟王仲德奉元德子出奔刘裕[5]；刘裕族诛渤海刁氏，“子侄无少长皆死，（刁）逵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阳”[6] 。刘裕诛杀东晋宗室，司马楚之“乃亡匿诸沙门中济江”[7]。王慧龙的经历与上述情况类似，其自叙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与南北史传中所见的重大史实基本吻合，无明显的破绽可言，参照其相貌特征和文化素养，王慧龙系太原王氏之后，当无大问题。至于王慧龙是否为私生子，在“不避庶孽”的南方士人中本是件无足轻重的事，而在“重嫡庶，鄙侧出”的北方社会，则成为前途攸关的大问题。因此，一旦王慧龙被鲁轨指认为私生，虽有崔浩“成赞其族”，亦只能“久不得调”。北魏承十六国战乱之余，谱牒流散，多有豪强冒入士流，《魏书》中郡望属“自言”者不胜枚举，其中甚至包括累世贵显的弘农杨氏[8]，而唯独对太原王氏有如此强烈和持久的非议，主要原因恐怕不在“伪托名族”，而在于“私生侧出”，而《北史》所删的，正是鲁轨指王慧龙为私生的一段记载，这也许正是太原王氏最为敏感的隐痛所在。
关于王慧龙入魏的时间：《魏书》记载有矛盾之处。本传谓“泰常二年(417)，姚泓灭，慧龙归国”，崔浩弟以女妻之，其后，鲁轨入魏，揭其身世，似乎其间经历了数年时间。而据《魏书·明元帝纪》，泰常二年九月，刘裕灭后秦，大批羁留于后秦的反刘之士悉数入魏，中有司马休之、司马文思、司马国璠、司马道畅、温楷、桓邃、桓道子、鲁轨、韩延之、段约、袁式等，独无王慧龙之名。[9]这样看来，王慧龙既与鲁轨等大批南人同时入魏，其士族身份本来是不难确证的，却要经过本人自陈，崔浩亲验等周折。司马休之、刁雍等人长期为后秦政权所庇护，南北皆知[10]，王慧龙自义熙元年(405)至泰常二年(417)，在后秦的十余年中却声迹全无，亦有些费解。据此推测，《魏书》本传恐有误，王慧龙入魏时间可能早于泰常二年，王氏与降魏的其他反刘势力并无较深的渊源，也没有任何反刘“功业”可言[11]。
关于王慧龙的家族背景：王慧龙以“羁旅南人”的身份只身入魏，既无雄厚的土著根基，亦无强大的宗族势力。早在魏晋之际，太原王氏曾是北方一流的高门大族，王浑、王济等人并显于西晋，既是累世贵显的公卿，又是雄张乡里的强宗，在并州具有强大的宗族势力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西晋初年，王濬与王浑争平吴之功，所上自理表云：
然臣孤根独立，朝无党援，久弃遐外，而结恨强宗，取怨豪族……今浑之党姻族内外，皆根据磐互，并处世位。[12]
而百年之后，南北形势发生变化，“孤根独立”、“久弃遐外”的反倒是太原王氏自身了。太武帝初，除王慧龙乐安王傅，领并、荆、扬三州大中正，他却“抗表愿得南垂自效”，又“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瘁，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临终之时，谓“吾羁旅南人，恩非旧结”。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慧龙身殁之后，“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按北魏之制，南人入国者皆葬于桑乾，以为羁縻之策。而王慧龙既不愿葬于桑乾，为何不归葬其郡望所出的乡里太原晋阳，却立冢于南北对峙的前沿？似乎是有些难言之隐。检《宋书·王懿传》：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晋太元末，徙居彭城。……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王慧龙祖父）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投依之。愉礼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
太原王氏中王承一支自永嘉南渡后，脱离乡里达百年之久，旧有的宗族观念已十分淡薄，“不为乡里所容”的王慧龙不得不舍并州而改葬河内[13]。
总之，太原王氏自入魏之始，即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既无确凿可信的士族身份，于北魏又无寸叶之功；与其他入北南士既无过深的历史渊源，又缺乏强大的宗族根基，因而在北方士人眼中不过是一介“羁旅南人”，而非重归故里的汉魏旧门，从而决定了这一家族在北方坎坷而曲折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