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及其门风的转变
北魏自太宗明元帝末至高祖孝文帝初，历五朝近80年。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地位并不十分显赫，人物单鲜，官宦不达。自王慧龙至王琼，“三世一身”，一脉单传。王慧龙官至荥阳太守，授龙骧将军，赐长社穆侯；其子宝兴袭爵，闭门不仕；其孙王琼，太和初始为典侍令，例降为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寡人物、乏仕宦的家族，却在太和中得入“四姓”，一跃成为与崔卢齐名的北魏一流高门，无怪一些当朝的士人也颇感不平[14]。 事实上，王氏地位的陡升并非偶然，这是其家族长期苦心经营的结果，与其门风的转变也有着密切关系。
如前所述，太原王氏北奔之后，孤根独立，既无功业，更无实力，只得放下南方士族不以庶务自缨的架子，置身朝政，谋取功名，以为其门户的久远之计。王慧龙入魏之始，即见明元帝，流涕痛陈，“请效力南讨”，不惜甘为南人所不耻的将门，却终因个人实力和政治影响有限，多年不为所用。而与其先后入魏的司马楚之、刁雍等人，却均被魏廷赐以刺史、将军之号，在河济之间招集流散，扰动宋边。王慧龙至明元帝末年，一度拜洛城镇将，配兵三千镇金墉，十余日后，因皇位易主，“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遂停前授”。至太武帝之世，才终于得到领兵之机，历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长史，至龙骧将军、长社侯，拜荥阳太守，“在任七年，农战并修，大著声绩。招携边远，归附者万余家，号为善政”。曾参与了太武帝对刘宋的数次重大战役，屡败刘宋名将王玄谟、到彦之、檀道济。太平真君元年 (440)，拜使持节、宁南将军、虎牢镇都副将，未至镇而卒。王慧龙一生虽历尽坎坷，备受冷遇，“功高而位不至”，却终于建立了足以为北人所称道的功业，为整个家族在北朝博取了起码的立身之资。
作为江左盛门，太原王氏以玄风相扇，名士辈出，而南方士族那种纵心调畅，放任自达的门风与北方士族尚儒学、重礼法的社会习俗有着相当的距离。[15]王氏由南入北之后能否在文化和社会习俗上认同于北方士族，已经不是个人的好尚问题，而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声望与前途[16]。王慧龙入魏，门风为之一变，“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蔬食，不参吉事”，被游雅奉为“古之遗孝”。其子宝兴，“事母至孝”，蒙崔浩之狱，“尽卖家产，以赎卢遐之妻”，时人称为义举。其孙王琼，史传中见不到什么可称道的品行，但《魏书》所载的诸多“鄙陋”之事，也不过是些悼女“哀痛无已”、“造次之见令人笑愕”，以及贪财好物等，无碍礼法宏旨；而琅邪王诵贬王琼，谓“东海之风，于兹坠矣”[17]，这种评价恰恰反映出入魏数世之后王氏门风与东晋时期的巨大差异。至孝明帝之世，王遵业、王延业为天子讲《孝经》，时人以为荣；北齐初，王松年恸悼孝昭帝，朝臣咸敬。经过数代的苦心经营，王氏家族最终在北朝树立起一个忠孝传家、礼义济世的门户风范。
与门风的转变相关，王氏家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王慧龙出奔到入魏的十余年间，沙门僧彬一直追随左右；王慧龙死后，“吏人及将士于墓所起佛寺，图慧龙及僧彬像而赞之”；王劭事隋，著《舍利感应记》二十卷[18]，又广引佛经之言，取媚文帝。据此推测，太原王氏入魏之后，已逐渐由玄转佛，成为一个世奉佛法的家族。王氏家族的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世说新语》中有许多王门名士与高僧交往的记载，但东晋名士对佛学的认识毕竟有限。王慧龙六世祖王坦之著《沙门不得为高士论》，以为“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而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19]。而佛教在北方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南方迥然有别，无怪王氏入魏之后，逐渐弃“高士”而奉佛法了。
太原王氏地位的上升，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就是它与北朝高门大姓的累世婚姻。太原王氏是魏晋时期首屈一指的显门，历江左而官宦不坠，有着北方一般士族难以企及的“世资”。北魏初年，东晋一流甲族入北者罕有其人。因此，王慧龙虽既无根基，又无功业，但对于以“整齐人伦，分明姓族”为政治理想的崔浩来说，仍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奇珍。为此崔浩不计私生之嫌，不顾“讪鄙国化”之非议，“数向诸公称羡”，以“成赞其族”。在崔浩的一手筹划之下，王慧龙娶崔浩弟崔恬之女，其子宝兴娶卢遐之女，而王慧龙之女又嫁李宝之子李承[20]。据《魏书》本传，王慧龙仅有一子一女，以二世三人之族竟分别与当时北方一流盛门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结为姻亲之家。通过这一特定机缘，太原王氏得以顺利进入北朝高门大族的婚姻圈内，这种关系又在以后的数世中不断得到巩固[21]，从而使王氏家族在婚姻方面赢得了与崔、卢等高门同等的社会地位。
经过数世的苦心经营，太原王氏终于在孝文一朝骤显于世。太和中，分定姓族，太原王氏凭借其雄厚的魏晋“世资”、有迹可追的入魏“功业”，以及“无贬于时”的婚姻和严整闺肃的门风，得以占据要津。在其姻亲之家陇西李氏的大力举荐之下[22]，孝文帝纳王琼之女为嫔，太原王氏得以成为“四姓”家族。《全唐文》卷五四五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
后魏定氏族，佥以太原王为天下首姓，故古今时谚有“鼎盖”之名， 盖谓盖海内甲族著姓也。
于是，太原王氏一跃成为与崔、卢、李、郑齐名的北朝第一流的高门大姓。王琼四子在孝明帝时翩然登朝，长子遵业领黄门郎，多参机事，世谓“小宰相”，弟广业卒于太中大夫，延业位中书郎，季和位治书侍御史、并州大中正[23]。时人呼为“英英济济，王家兄弟”。
从王慧龙到王琼，经明元至孝文五朝，太原王氏历三世而基本完成了由“羁旅南人”向北朝一等大姓的转变。但问题似乎并没有就此完结，入为“四姓”后，王氏家族的门户等第与其在政治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尚有相当的距离。王琼在孝文、宣武之世“多年沉滞”，先以受纳之嫌为权臣王显所劾，后由宅居之争为宦官刘腾所屈，郁郁而终。王遵业领黄门郎，“政归门下”，有其特定的原因，权力有限，且在任时间很短[24]。王松年于北齐参定律令，却因“恋旧情切”而为武成帝所忌；王劭事隋，在著作二十年，除广引图书谶纬、苟媚取容外，别无事迹可言。太原王氏人物单鲜，权位不达的阴影始终未能彻底摆脱。
长期官宦不达势必要影响到门第的升降，这一点突出表现为太原王氏在“四姓”排列中的位置。太和中，以崔、卢、郑、王为“四姓”；而到唐代，却逐渐演化为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为“五姓”[25]。《唐国史补》卷上：
四姓唯郑氏不离荥阳，有岗头崔、泽底李、士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汲镂王家，誉金质而银饰也。
“汲镂王家”之称，反映出王氏的实际地位：虽属誉美之辞，却反映出王氏的实际地位：虽为“金”，毕竟是“饰”。至少到唐朝初年，太原王氏不能不恭居豹尾，被摒弃于“四姓”之外，成为与崔、卢、李、郑虚相称美的装饰物。
太原王氏在北朝隐约透露出这一家族一个最根本的先天不足，那就是在世资、婚姻、家学、门风等种种优越条件的背后，缺乏宗族势力和土著根基。这一点，正是我们下文要着重探讨的内容。
